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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史海鉤沉: 兩宋時期臨海財政經濟二三事

      作者:沈衛山  來源:臨海新聞網  時間:2022年05月06日

        公元960年,趙匡胤發動陳橋驛兵變,奪取后周政權一統天下,建立了宋朝。為了防止“陳橋兵變”事件重演,宋太祖趙匡胤以杯酒釋兵權,采取了一系列加強中央集權的措施,“懲創五季,而矯唐末之失策”,以救五代之亂,避分裂之禍。

        五代十國時期,臺州轄臨海、黃巖、臺興、永安、寧海五縣,是吳越國十三州之一。宋太平興國三年(978),吳越王錢弘俶(929年9月-988年10月)審時度勢,遵照乃祖“善事中國、弗廢臣禮”的訓導“納土歸宋”,獻納吳越十三州版圖于宋,既使囊括兩浙的吳越百姓免除了戰爭的災難,也使新興的宋王朝避免了勞神費力,確屬多贏之舉。《宋太宗允納土詔》中提到“愿親日月之光,遽忘江海之志”,可見錢弘俶以天下蒼生安危為念“納土”,成就了一段顧全大局、中華一統的歷史佳話。從此,臨海正式進入兩宋時代。

        北宋初期,由于少數民族占領陸上絲綢之路,宋朝政府和民間商人均轉向海上貿易,國家財政主要依賴貿易和消費的間接稅,商業稅和關稅成為國家收入的重要來源。臺州(臨海)作為甌越之地,得益于造船業和航海技術的發展,借地處東南沿海之利,靈江出海口成為當時臺州北上日韓,南達臺灣、東南亞、印度洋的最佳出海港。內河航運以靈江水系為中心,沿靈江的商業帶將南面的溫黃平原和北面的天臺、仙居連在一起,通過一路的水運碼頭實現貿易往來。北宋初期臺州(臨海)“經濟繁榮,漁鹽桑蠶之利甲于江南”,久而久之便形成了臺州府城商業中心。

        宋朝是唯一不長期實行“抑商”政策的皇朝。宋朝初期,政治風格開明,國家對外開放,鼓勵農業、手工業、商業等發展,經濟、文化和教育極其興盛。《中國大歷史》中如此描述宋朝:“歷史進入了宋朝,就好像從古代進到了現代。”據史料記載,宋朝經濟總量甚至達到全球的比例超過40%,而其他朝代只在10%-20%之間。北宋一般年份財政收入可達8000-9000萬貫文,最高曾達到16000萬貫文,是盛唐時期的4.5倍(唐朝時期財政收入才3400萬貫)。即使是失去了半壁江山的南宋,財政收入也高達10000萬貫文。另據記載,北宋時期的米價大概為一貫錢一石,如以當時糧食等實物折算,以1990年美元幣值為準,北宋初年的人均收入就有385美元,北宋末年達到464美元,南宋后期達到最大值585美元。以現代流行的恩格爾系數來衡量,兩宋平均在48%左右,相當一部分宋朝百姓可以衣食無憂,宋朝成為中國歷史上最富裕的朝代,“華夏民族之文化,歷數千載之演進,造極于趙宋之世”(史學家陳寅恪語)。

        縱觀中國各朝各代,最優待官員的朝代是宋朝。宋仁宗嘉佑年間(1056-1063)正式定制祿令,規定宰相、樞密使一級的高官,每月俸錢300千(即200貫),春、冬服各綾20匹、絹30匹、冬棉百兩,每月祿粟100石。大縣(萬戶以上)縣令正俸每月20千,小縣縣令每月12千,祿粟月5至3石。正俸之外,還有各種補貼如茶、酒、廚料、薪、蒿、炭、鹽諸物,以至喂馬的草料及隨身差役的衣糧、伙食費等,數量皆相當可觀。宋真宗(997-1022)時,外任官員不得攜帶家屬,但家屬的贍養費則由官府財政供應,月供米、面、羊等生活用品。北宋前期,中央與地方官府還有“公用錢”(即現在的招待費),以供招待賓客、軍師之用。如節度使兼使相公用錢可高達2萬貫,而且上不封頂,“用盡續給,不限年月”。公用錢之外又有“職田”,諸路職官各有職田,兩京、大藩府40頃,次藩鎮35頃,直至邊遠的小縣,尚有7頃。且“外官占田,多逾往制”,由佃戶租種,官員坐享其成。以上種種,另一側面可以反映當時政府財政豐裕的程度。

        古代農耕社會環境下,統治者只要嚴守賦稅制度,不借助權力額外增加稅賦,不與民爭利,才能民富國強。特別是王安石變法(1069-1085),主張采取“民不加賦而國用饒”的理財方針,給當時的兩浙路發展帶來極大的機遇。王安石制訂了均輸、青苗、農田水利、募役、市易、免行、方田均稅、將兵、保甲、保馬等“新法”,一方面“摧制兼并”,把大商人、官僚、地主的部分剝削收入上交朝廷,另一方面扶植“農民”,減輕差役,興修農田水利工程,對農業生產的發展發揮了巨大作用。王安石變法通過對地主和大商人非法漁利進行打擊和限制,政府財政收入大幅增長,極大地改變了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,宋神宗年間(1067-1085)國庫積蓄可供朝廷20年的財政支出。

        北宋熙寧四年(1071),錢弘俶之孫錢暄出任臨海太守主政臺州,其間不遺余力地施行王安石新法。主要通過“均輸法”調節物資供需關系、平抑物價,“摧制兼并”了富商大賈的部分利益,同時增加了財政的權力,減輕了納稅戶的額外負擔。通過“市易法”限制了市場的壟斷,也增加了地方的財政收入。“免行法”規定各行商鋪每月交納免行錢,不再輪流以實物或人力供應官府。通過“青苗法”對當年的青苗錢實行定額斂散,以確保官府從中獲得大量利息。“募役法”使原來輪流充役的農民回鄉務農,原來享有免役特權的人戶要交納役錢,官府也增加了一項收入。通過“方田均稅法”使賦稅的負擔與土地占有的實際情況相符合,保證了官府的田賦收入。通過“農田水利法”獎勵開墾荒田,修筑堤防圩岸,使許多貧瘠的土地變成了良田。據嘉定《赤城志》、民國《臨海縣志》記載,“宋時(960-1297)本縣耕(祖)地87.2萬畝,其中水田63.8萬畝、旱地23.4萬畝。”(87版《臨海縣志》第三章第一節)。憑借地理優勢和農業的發展,臨海所屬的兩浙路是北宋經濟最為發達的地區,浙江幾乎占王朝歲輸漕糧的三分之一。

        歷史上大規模的城市化,應該說是從宋代開始的。經濟的發展帶來人口的增長,隨著新興市民階層的誕生,城市人口逐漸集中。當時的北宋首都汴梁和南宋首都臨安,都是超過百萬人口的大城市,10萬戶以上的城市由唐代的十幾個增加到46個,而南宋末期西方最大最繁華的城市威尼斯,卻只有區區的10萬人口。南宋末期人口達到3.6億,宋朝人口占當時世界總人口的比重超過40%!臨海有人口記載始見宋朝,北宋熙寧(1068-1077),有人口近6萬人;北宋大觀三年(1109)有人口14萬人;到了南宋嘉定十五年(1222年),臨海人口數量達到了15.5萬人,兩宋時期臨海的人口數量一直保持增長態勢,因此以人丁為依據的人頭稅(即丁稅)和以戶為依據的財產稅(即調)也相應增長。

        在宋之前,中國只有“城”而沒有“市”。宋代城市的標志不再是城墻,而是街市。富庶安逸的生活,使宋人消費意識濃烈,城里有“瓦子”“勾欄”等固定娛樂場所,百戲伎藝競演,市民集中觀看,極大地刺激了茶坊、酒肆和娛樂業等產業的繁榮發展。北宋的“夜市直至三更盡,才五更又復開張,耍鬧去處,通宵不絕”,《清明上河圖》就是北宋都城東京當年繁榮的很好見證。南宋時期城市經濟十分發達,臨安成為當時“東南第一州”,即使后來的康乾盛世也達不到南宋的富裕水平。當時的臺州府城商業十分繁榮,“大街買賣晝夜不絕,夜交三四鼓,游人始稀,五更鐘鳴,賣早市者又開店矣”。因為宋朝不像唐朝一樣實行宵禁,臺州府城像東京、臨安等大城市一樣有了夜生活,家里、庭院門口點上燈,因而到處都有燈光,顯得十分繁華,開始形成城鎮居民的生活習俗。

        兩浙路是北宋經濟文化重心南移的主要地區,也是北宋最為發達的地區,當時朝廷的財賦很大一部分來自這里。欲使百姓“安靜、富足”,就要“輕徭薄賦”,不可再濫征額外賦稅。到了北宋后期,政治極其腐敗,國內矛盾加劇,苛捐雜稅繁多,江浙地區人民備受荼毒,社會秩序走向了動蕩不定,“人不堪命,遂皆去而為盜”。

        宋徽宗統治的二十五年(1101-1125)間,是北宋政治上最為黑暗時期。應奉局、花石綱之類,又對兩浙地區的廣大農民、工匠大肆搜括和奴役。宣和二年(1120),江浙地區終于爆發了以方臘為首的大規模農民起義。當時臨海所處的臺州號稱10萬余眾屯糧聚眾響應,雖然臨海城沒有被起義軍所破,但是戰亂帶來的后果卻是明顯的,極大地阻礙了臨海經濟社會的發展。

        靖康之變,宋徽宗、宋欽宗被金人擄走,北方各地被金政府占有,1127年北宋滅亡。無奈之下,整個宋朝政治經濟中心南遷,紹興八年(1138)南宋定都臨安(杭州)。在南宋近150年歷史里,臨安(杭州)成為了政治、經濟的中心。

        臺州(臨海)作為輔郡,地位僅次于首都臨安(杭州),大批皇親貴族南遷到臨海(城關趙巷)一帶,還有很多退職致仕后原籍為北方的大臣定居臺州,地方勢力一度成為南宋王朝的重要支柱。特別是南宋晚期,軍政權力幾乎全在臺州人的手中,臨海的名門望族謝氏幾乎掌控了半個朝政。《嘉靖太平縣志雜志》“江南多富家,水田亙阡陌,美木數萬章,家僮千百指,垣屋周遭,撞鐘列鼎,所居資地與公候相埒”。“名公巨卿”南渡為臺州帶來了人、財、物,社會經濟隨之得到了快速增長,也帶來了城市商業的發展和賦稅收入成倍的增長。

        較之北宋,局勢穩定后的南宋更加注重海上貿易經濟的發展,以臨安(杭州)為中心的南方政治經濟發展愈發繁榮。宋代專門設立轉運使司,俗稱“漕司”,主管所領州縣的水陸轉運和財政稅收,兼管司法和民政等。臺州歷史單獨設立的、真正意義上的稅收專門機構,始于南宋。稅務街的街名,就是從宋代在此設立稅務而來。

        當時臨海城內設有“通遠坊”,多為遠方商人聚居之所,宋代臺州的“稅務”也設于此,即今古城稅務街一帶。當時臨海的稅務,“在州南一里,抵當庫、平準務附焉”(宋陳耆卿《嘉定赤城志》)。又抵當庫,“在州治西二十步合同茶場左,嘉定四年(1211年)……建。先是,軍民當春冬雪寒,質貸多弗售,……自十月至三月,每質不過五百,拘息一分,為簿書油索費”(宋陳耆卿《嘉定赤城志》)。著名的展子虔《游春圖》上,“有臺州市務房抵當庫印,當是此庫中物”(張丑《清河書畫舫》)。此外,今藏故宮博物院的《趙昌蛺蝶圖》《崔白寒雀圖》等畫上,也有“臺州市務房抵當庫印”。以上三畫原藏南宋宰相賈似道處,是臺州抄沒賈氏書畫的明證。又至遲北宋晚年,臨海已設立了大田商稅茶鹽務,地址在臨海縣東三十里的地方。政和年(1111-1118)間的大田商稅茶鹽務為吳興姚日拱。淳熙九年(1182),時任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的朱熹,至臺州辦理賑濟事務。曾劾臺州知州唐仲友于臨海“違法收私鹽稅錢,歲計一二萬緡,入公使庫以資妄用”(宋朱熹《晦庵集劾唐仲友六狀》)。此事是非曲直姑且不論,但從另一方面卻反映了臨海經濟的發展狀況。

        除了稅茶鹽務,隨著兩宋時期的釀造業迅猛發展,臺州府在臨海城設有都酒務、造曲坊,并在城內及章安置有官酤酒庫、醋庫,臨海縣亦設有酒稅務與酒庫。南宋淳熙二年(1175),整個臨海有酒坊28座,章安(今屬椒江)有鄉間酒坊等15家。至南宋嘉定(1208-1224)時,臨海尚有酒坊15座。南宋還有減免稅的記載,紹定二年(1229)“冬十月壬戌,詔:臺州(臨海)水災,除民田租及茶、鹽、酒酤諸雜稅,郡縣抑納者監司察之”(《宋史》卷四十一理宗一)。

        歷代的賦稅中“捐”“調”“貢”主要以絹帛等紡織品為對象,而上貢的紡織品大部分來自民間織戶。臨海作為臺州的州府所在和首縣,紡織業作為兩宋時期臨海的重要手工業之一,生產的紡織品花式品種繁多、琳瑯滿目,交納的綢、絹等占到了臺州“歲上供帛”的絕大部分,所產的絹還被《嘉定赤城志》列為佳品。南宋嘉定(1208-1224)時,除去老百姓自己消費的紡織品外,臨海所屬的臺州每年合計第一等戶要交納綢2535匹,二三等戶要交納絹11112匹,四等戶要交納絹11434匹。從史料記載來分析,一方面充分說明了當時臺州(臨海)紡織業的發達,另一方面說明當時的賦稅仍以實物為主。

        從南宋開始,臨海的沿海水利工程由民辦轉而得到政府的財政支持。北宋熙寧七年(1074),為了擴大耕地面積,增加以田畝為依據的土地稅(即田租)收入,著名科學家沈括奉旨考察兩浙水利,上疏提出:“溫、臺、明州以東海灘涂地,以興筑堤堰,圍裹耕種,頃畝浩瀚,可以盡行根究修筑,收納地利。”(《宋會要輯稿食貨》)宋神宗采納了沈括的建議,命他“委選官吏”,付諸實施,并允許動用“陂湖遺利錢”以充經費,相當于現在的中央財政對地方專項撥款。臨海等地的圩田得到了政府在水利建設資金上的支持,圩田處處皆是,引來了一片贊美之聲,就有了楊萬里江東圩田詩云:“周遭圩岸繚金城,一眼圩田翠不分。行到秋苗初熟處,翠茸錦上織黃云。”

        “以史為鑒,可知興替”。透過歷史上各個朝代由盛轉衰和更替的過程,可以看出,財政問題本質是政府治理問題,事關國計民生、百姓衣食,事關民族興衰、國家存亡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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